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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男宠考 | 凤凰副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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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图片来源:《武媚娘传奇》剧照)

两汉魏晋时期,最高统治者以色取人,一旦获宠,立刻封官晋爵,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。所以司马迁特地为佞幸立传,开篇就提出:“非独女以色媚,而士宦亦有之。”班固在《汉书·佞幸传》中同发一慨:“柔曼之倾意,非独女德,盖亦有男色焉。”至于《晋书·五行志》说的“自咸宁、太康之后,男宠大兴,甚于女色,士大夫莫不尚之,天下相仿效,或至夫妇离绝,多生怨旷”,已超出以色获得贵宠的范围,这里姑且不论,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流风之所及,给社会精神气候带来怎样的影响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佞幸列传》里写道:“昔以色幸者多矣。”这里的“昔”,指的是秦汉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。不过那时男宠的含义比较局限,只是爱其色,陪伴左右,宠而骄之,有虚位,而无实权。《左传》定公十年记载,宋景公宠幸向魋,把胞弟公子地的四匹白马的鬣尾都染成红色,送给向魋,此事激怒了公子地,又派人夺了回去,使得向魋很恐慌,决定逃亡别国。景公对此无可奈何,关起门来大哭,眼睛都哭肿了。

魏王和龙阳君的故事,听起来还要动人。一次两个人同船垂钓,龙阳君突然掩面而泣,王问所以,回答是钓到了鱼。魏王感到奇怪,说钓到了鱼为什么还要哭?龙阳君说,钓到鱼自然高兴,但钓到更大的,就不想要前面那条了。因此联想到天下的美人多的是,难免撩起衣裳往大王身边跑,终有一天我会被抛弃——想到这一层,能不哭泣吗?魏王为表示宠爱之心坚不可移,当即布令全国,如果有谁敢于胡说乱道美人之类,就处以灭族之罪。宠幸得可以说无以复加。尽管如此,龙阳君本人并没有得到实际权位,致使他临钓而泣的潜在心理因素,如影随形,始终存在。

到了汉代,色臣的地位发生了变化,既得恩宠,便授以重位,不仅内承床笫之私,而且外与天下之事。汉文帝宠邓通,汉武帝宠韩嫣,都是官拜上大夫,赏赐巨万,犹称小者。最典型的是董贤,汉哀帝一见之下,“悦其仪貌”,即拜为黄门侍郎,并将其父迁为光禄大夫。因宠爱日甚,董贤不久又成为驸马都尉侍中,“出则参乘,入御左右,旬月间赏赐累巨万,贵震朝廷”。甚至,当董贤与皇帝同床昼寝,哀帝被他压住一只衣袖,为了不惊醒这位色臣,哀帝宁可用宝剑斩断衣袖,然后自己才悄悄起来。“断袖”的典故就源于此。后来董贤的父亲又迁为少府,赐爵关内侯,连岳父也封为宫廷匠作的大匠,董家的僮仆也破例受到赏赐。

董贤本人,经过曲折,最后诏封为高安侯,食邑千户,随后又加封二千户,与丞相孔光并为三公,权力之大,几乎“与人主侔矣”。而一次在麒麟殿的筵席上,哀帝趁着酒意,竟扬言要效法尧舜禅让之制,把帝位禅让给董贤。吓得群臣慌忙奏报:“天下乃高皇帝天下,非陛下之有也。陛下承宗庙,当传子孙于无穷。统业至重,天子无戏言。”哀帝听了老大不高兴,如不是几个月之后驾崩,事情如何发展,很难逆料。史书说董贤的特点是“性柔和便辟,善为媚以自固”。宜乎有这样的特点,才能因宠而获致如此高位。

这也就难怪《史》、《汉》两书均重视色臣专宠问题,班书且针对董贤的教训,认为西汉的衰亡,“咎在亲便嬖,所任非仁贤”,违背了孔子关于不“友便辟、友善柔,友便佞”的遗教,谆谆致诫后世,一定要懂得“王者不私人以官”的道理。司马迁身遭李陵之祸,在武帝之世言“今上”,运笔较为含蓄,不正面论述蓄宠者的是非得失,而是通过记述史实,证明邓通、韩嫣、李延年一干宠臣,到后来非逐即诛,没有一个有好下场。他的结论是,“甚哉,爱憎之时!”意思是说,既然以色事人,就会有因色衰而爱弛的一天。色臣们固宠虽然有方,却无法抗拒“爱憎之时”的自然规律。就对后世的警策而言,《史》、《汉》各有侧重,确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但史家的警策之论,只不过是历史经验的总结,历史本身并不因此有任何改变。汉以后男宠色臣为患事实上更趋严重,直到南北朝时期一些王朝的濒于危亡,也还有这一因素掺杂其间。沈约撰《宋书》,追溯刘宋一朝的兴衰,毫不宽贷“易亲之色”和“权幸之徒”的危害,根据《汉书》的《恩泽侯表》及《佞幸传》的名目,别列《恩幸篇》,痛陈民何以“忘宋德”的原因。其中写道:

人君南面,九重奥绝,陪奉朝夕,义隔卿士,阶闼之任,宜有司存。既而恩以佞生,信由恩固,无可惮之姿,有易亲之色。孝建、泰始,主威独运,官置百司,权不外假,而刑政纠杂,理难遍通,耳目所寄,事归近习。赏罚之要,是谓国权,出内王命,由其掌握,于是方涂结轨,辐凑同奔。人主谓其身卑位薄,以为权不得重。曾不知鼠凭社贵,狐藉虎威,外无逼主之嫌,内有专用之功,势倾天下,未之或悟。挟朋树党,政以贿成,钺创痏,构于筵笫之曲,服冕乘轩,出乎言笑之下。南金北毳,来悉方艚,素缣丹魄,至皆兼两。西京许、史,盖不足云,晋朝王、庾,未或能比。及太宗晚运,虑经盛衰,权幸之徒,慴惮宗戚,欲使幼主孤立,永窃国权,构造同异,兴树祸隙,帝弟宗王,相继屠劋。民忘宋德,虽非一涂,宝祚夙倾,实由于此。(《宋书》卷九十四,中华书局校点本,第八册,页2302)

可以说条陈缕析得头头是道,比史、班更无所顾忌。司马迁在《佞幸列传》结尾处曾说:“自是以后,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,然不足数也”,不愧为远识卓断。

总之,最高统治者“以色取人”,和权佞色臣以色固宠,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乱源。不论这中间表现形式生出多少变化,王者“亲便佞”、“私人以官”则一,它可以把任何健全的选官制度都变成有名无实。

陈寅恪先生昔年曾写有《男旦》诗一首:“改男造女态全新,鞠部精华旧绝伦。太息风流衰歇后,传薪翻是读书人。”意在讽刺某些没有骨骼的知识界人士在奉行“妾妇之道”。但如果说这些渊源有自的“妾妇之道”,也包含有“柔曼之倾意,非独女德,盖亦有男色焉”的流风遗韵,恐怕不致有牵强附会之嫌吧。读阎步克先生新作,而生发出这样一大篇议论,我自己也未尝料到。

议论而已,非关评书也。

(写于2019-08-25,载香港《明报月刊》)


摘自 刘梦溪 著《大师与传统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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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责任编辑:何可人]

标签:男宠 古代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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